提起律師，人們總習慣性地將其與“打官司”聯系在一起。雖然有越來越多地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個人不打官司也聘請律師作為自己的法律顧問，但大部分人還是只在遇到法律糾紛的時候才想到找律師，甚至還有相當一部分人遇到問題也總是習慣性地找熟人、關系而不是通過法律途徑去解決。或者覺得自己生活簡單、業務單純或是規模不大，用不著去請律師。那么，平時請個“不打官司的律師”有什么用？這樣的律師能替我們做些什么呢？聘請“不打官司的律師”有些什么好處？

　　在社會分工日益精細、法治化趨勢不可逆轉的時代，律師作為社會的法律服務者，其業務領域早已不限于訴訟，其作用和地位也絕不等同于舊時的“訟師”。從公司上市到國企改制，從企業并購到戰略投資，從航空母艦的進口到銀行不良資產的回收……“不打官司的律師”在各個領域、通過種種方式，幫助我們有效地防范各種法律風險，提高工作、生活的品味和效率。

　　其一，防范法律風險。包括刑事的、行政的、民事的法律風險。企業與企業家在成長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越來越多的法律風險，大到如仰融在企業產權問題上、劉曉慶在稅收方面的法律風險，小到企業員工與企業間的勞資糾紛，稍不留神即可能給企業給個人帶來巨大損失甚至傾家蕩產、家破人亡。我們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面臨這樣或那樣的法律糾紛和風險，處理不妥也將很大影響我們的工作與生活。

　　實踐一再表明，事先的風險防范遠勝于危機發生后的補救措施。律師作為專業的和職業的法律從業人員，以其專業知識和執業經驗，可以有效地幫助企業和個人建立防范法律風險機制，如風險的預警機制、評估機制以及遇險緊急預案等，以避免因對現行法律法規的錯誤理解所導致的決策失誤以及因商業伙伴的不誠信甚至誤入對方圈套所致的風險等，同時對資金運作、企業產權取得、企業家本人經營行為、家庭變故等容易出現問題的環節上可能存在的風險提前防范，防患于未然，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損失，等等。

　　其二，提高工作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現今的法律日趨專業化，聘請專業的律師幫助處理相關事務，可以在更 好地處理法律事務的同時，騰出我們自己的精力專心做好擅長的事情，從面節約機會成本，獲取比較利益。所謂“有事請找我的律師”，而自己則可以從煩心而不擅長的法律事務中抽身出來專心做自己的事情。

　　其三，提高工作質量，提升企業品味。在走向法治化的時代里，擁有自己“不打官司的律師”某種意義上成為衡量一個企業發展狀態的標志。律師不僅可以提供專業化的服務，也可以提高企業以及個人的品味。

　　其四，優化企業結構，提升企業競爭力。現代律師的法律服務已經遠不限于傳統的法律服務領域，對于企業而言，好的律師可以參與企業決策，可以協助企業更 好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企業改制、管理人員的薪酬設計等），可以更合理地設計企業運行機制，可以更穩妥地消除企業內在矛盾，可以對企業的資產債務重組提供科學的法律意見，幫助企業的做大做強。“不打官司的律師”可以幫企業做些什么事情？

　　律師除了打官司，以及在諸如公司上市、國企改制等法律規定必須由律師參與并出具法律意見的領域外，“不打官司的律師”至少還可以提供以下方面的服務：

　　其一，提供法律咨詢。即對生產經營及公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務接受咨詢并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大到公司巨額投資的決策，小到鄰里糾紛的解決，都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專業的法律問題，律師的咨詢意見有助于更 好地處理和解決問題，降低成本和風險。

　　其二，起草、修改相關法律文件。生產經營和日常生活中，由律師起草制作、審查修改的諸如合同、聲明、遺囑等法律文件無疑更規范、科學，可以避免很多漏洞和風險。

　　其三，日常事務的法律審查。公司業務往來中，如何避免上當受騙、如何防止因合同的不嚴密帶來的風險、如何為日后可能產生的糾紛收集證據，在一個不打官司的律師幫助之下，都可以做得更 好。

　　其四，參與商務談判。不打官司的律師與委托人一起參加重大談判，可以即時發現存在的法律風險并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也使這種談判因律師的參與更加規范科學。

　　其五，員工法律培訓。不打官司的律師可以幫助企業通過專題講座、座談、幫助解決工作和生活中的問題等方式對員工進行法律培訓，提高員工素質，促進企業發展。

　　其六，出具各種聲明、法律意見書及律師函等，盡可能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以非常低成本解決糾紛，維護當事人權益。

　　其七，參與公司和個人重大事項的決策。

　　其八，其他增值服務。如律師本身擁有著一 定的社會資源，請一個不打官司的律師往往可以實現資源的共享，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如利用律師的資源拓展業務、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等，實現法律服務的增值，實現企業與律師的“共贏”。

　　律師對于法律法規的實施狀況是非常敏感的，律師與企業和百姓的聯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作為自由知識分子重要組成部分的律師，對于推動法治進程無疑可以也應該作出巨大貢獻。所以，人大、政府等國家機關更應主動聘請自己“不打官司的律師”，促進國家機關科學立法、依法行政，從而推進依法治國